感染新冠是否影响备孕？产后还能母乳喂养吗？******
新华社哈尔滨1月9日电（记者杨思琪）感染新冠病毒是否影响备孕？孕妇感染后要怎么治疗？产后还能母乳喂养吗？……围绕这些热点问题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主任黄明莉进行了解答。
“孕产妇感染新冠病毒后，症状和普通人群接近，主要是上呼吸道感染，比如咳嗽、咽痛、鼻塞、流涕、全身酸痛、发烧，病程一般为5天至7天。”黄明莉说，轻症者可以居家隔离、对症处理，注意多饮水、多休息，发烧时可采取物理降温，如温水擦浴等。如果体温升高达到38.5摄氏度及以上，可服用对乙酰氨基酚等退烧药，也可在咨询医生后适当服用一些中成药。
“本身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基础病的孕产妇要格外注意。”黄明莉建议，在选择药物时，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或药师，告知之前服用的药物，避免出现药物之间相互作用。如果有明显病情加重迹象，如胸痛、咳血、呼吸困难、呼吸次数增多，基础病加重，持续高烧超过39摄氏度，或者胎动异常、腹痛、阴道出血等，要及时到医院就诊。
孕妇感染后，必须在相应孕周范围内完成重要产检项目，可提前网上预约挂号，按照相关规定有序产检。为了避免增加交叉感染机会，非必要产检项目可选择延后。
“如果在临近预产期感染新冠，要提前了解医院相关要求。”黄明莉建议，如果一旦出现临产或先兆临产情况，请随时联系120急救车或乘私家车赶到医院。如果没有自然分娩禁忌症或其他剖宫产指征，可在医护人员监测下进行阴道分娩。
“孕产妇感染新冠或者曾经感染新冠，一般不会通过宫内传播给胎儿。”黄明莉介绍，感染期的产妇分娩后，如果母婴同室建议戴好口罩，但不建议在哺乳之外长时间密切接触，可使用布帘、屏风等物理屏障，不建议给新生儿戴口罩或采用塑料面屏等遮挡面部。
黄明莉说，对于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，或者在哺乳期感染的产妇，建议在母乳喂养时佩戴N95口罩，做好乳房、手部消毒。也可暂停直接哺乳，在消毒防护的情况下吸出乳汁，由他人使用奶瓶喂养。
受访人士指出，对于备孕人群，如不急于生育，建议备孕人群转阴且完善相关检查评估后再备孕。
此外，黄明莉提醒，孕产妇要加强自身防护，出门务必戴口罩，去医院就诊要戴N95口罩，随时携带免洗洗手液或消毒湿巾，就诊前尽量预先安排就诊时间，减少在医院停留时间，回家后妥善处理口罩，及时更换衣物、洗手洗脸，有条件的还可以选择远程医疗。
师恩难忘******
刘末利
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(历史资料)
